台企推迟欧洲多晶硅原料采购计划

这种现实也需要对过去的宪法理念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解和解释。

[18]参见《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第48条之规定。[15]此恰如国家赔偿与损害赔偿、行政契约与民事契约之关系。

可见，土壤修复条款不能如一般民事责任规定那样仅作原则性肯认，而须就修复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度、目标、程序、验收乃至后期管理等作出具体的规定。第一，土壤修复责任的存在源于立法创设。遗憾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对此均未提及，故本文第一部分所指的四大问题中的后两个依然存在。由于土壤修复的复杂性和高成本性，如无特殊激励，[39]即便是执法者也难免动力不足。正因为如此，美国《超级基金法》第104条规定，当污染物或者致污物发生释放或者存在向环境释放的实质威胁，且该污染物或者致污物可能即将对公共健康或者福利造成实质危险时，总统有权采取清除、修复及任何其他其认为必要的反应行动来保护公共健康、福利或者环境。

譬如，法院可能找甲公司通过实施A方案来代履行，而环保部门可能找乙公司通过实施B方案来代履行。鉴于土壤修复的复杂性和高成本性，将其良好实施寄希望于责任人的自觉履行几无可能。这一地方立法明确禁止婚姻陋俗，旨在通过立法禁止来取缔相应民间规范。

近代以前，中国民间规范和国家法的话语体系基本是一致的，二者都强调家国一体礼治规则和宗法文化，因此在实践中，民间规范与国家法不仅相处融洽，且能彼此促进。[55]地方立法的执行性意味着根据本地情况制定执行上位法的具体实施规范，这表明它不能简单复制上位法的规范，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第七十三条)。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在价值理念、规范内核、治理目标上更是有很多共同的元素，例如最为典型的是，二者都以良法善治为皈依。[60]在制度演化过程中，民间规范的守成，是一种能够形成博弈均衡的策略，一旦某一民间规范的守成作为演化稳定策略在一个社会群体形成，每个社会成员都会黏附于这种策略。

例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规定》规定：在履行结婚登记确立夫妻关系后，对民族传统的结婚仪式，有改革或者保持的自由，但不能以民族的风俗习惯代替结婚登记。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规定：订婚不是结婚的法定程序，不受法律保护。

[3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例如，根据敦煌出土的唐代残卷，历史学者定名的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或唐沙州敦煌地区灌溉用水章程，就是在敦煌地区民间习惯基础上颁行的地方性水利法律规范。[70]语出《击壤歌》，参见徐天闵选编：《古今诗选》，熊礼汇校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适用法律制度现有规则是法官的职责和义务。

[21]在法人类学和法社会学意义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绝非简单的平行与自治关系。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有着明显的崇商重利传统，广东称呼陌生人一律为老板。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这种法律原理的概念无疑是法人类学意义上的，它通过提炼一定范围的人类法律生活和法律文明的普遍价值来沟通官方法和非官方法。

固有法是指渊源于一个民族固有文化的法，继受法是指一个国家从一个或多个外国继受的法。例如，美国特拉华州非常注重公司法立法方面的创新，通过与华盛顿、新泽西等州的公司法立法竞争，特拉华州创造了良好的公司法制环境，吸引了美国超过半数的大型公众公司注册在该州。

地方立法的内容可以或应当具有地方特色。前文已论证了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能够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融合发展，那么二者应当如何融合发展呢？在我国当前，改革所带来的多样化、多中心发展，权力下沉，大幅度加重了地方国家机关的责任，驱动了广泛的地方立法需求。

[22] 从规范法学上分析，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同构：第一，在规范内容和规范结构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都以权利—义务权力—职责的形式存在。[66] 与民间规范基于集体无意识选择的自发秩序相反，地方立法则是一种基于理性规划和设计的建构秩序。例如，《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鼓励移风易俗，倡导使用电子鞭炮、礼花筒等安全、环保的替代性产品。民间规范维护礼治秩序，地方立法却建构法治秩序。[4]前述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旗帜鲜明地采用规范法学立场，使得民间规范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话语，而是进入到作为国家治理重要一环的法治社会建设实践之中。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基础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实践中，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是否存在融合发展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讨论二者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

传统中国民间规范以熟人社会为基础，依靠社会成员内心确信的规则来运行，而现代中国越来越走向陌生人社会，社会控制制度更多是通过国家权力来推动和重塑的，传统民间规范在国家诱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已很难形成社会成员的内心确信规则。民间规范的唯下与地方立法的唯上，造成二者在规范面向上存在融合的困难。

[76]伟大的立法家尽管好像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规章，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英国普通法最初就是巡回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国王的敕令，又糅合各地的习惯法，创造出的法律原理、原则和制度。

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上位法意义的上位规范拘束民间规范，民间社会因此对国家及其统治权力持一种非常散漫甚至无视的态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70]秦始皇废分封制而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之后，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也只达到县治一级，余下的社会空间基本依靠民间规范来运行，在这一空间，民间规范基本不用考虑国家权力。通过这样的彼此成就，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实现了和合意义上的融合发展。

而民间规范传承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传承一定区域内的固有文化和传统文化，由此就与地方立法的固有性是吻合的。[33]吉尔兹，见前注[32]，第145页。按照现代法治保护私权、控制公权的精神，在私权保护和私人主体交往领域，地方立法可多吸收民间规范，而对于公权及公权主体治理的领域，一般不宜吸收民间规范。但是，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基于同构的融合发展，是超越了同构与差异的统一。

五、结语 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我国法学界对民间法的研究出现了一个转向，即从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转向研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将民间规范的发展纳入地方法治建设环节予以考察，从而既回应地方立法主体扩容后对地方立法学的理论需求，又为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治国方略提供基于法治社会建设的理论阐释。[69]曹中海：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对罗尔斯理性建构主义的批判，《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4期，第64页。

三是以谢晖教授为代表的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在传统社会，民间规范的血缘价值理念、族群规范原则与国家法的家国一体价值理念、中央集权规范原则实际上是同构的。

地方立法大多数是执行性立法，必须强化对上位法尤其是中央立法的贯彻执行，这导致地方立法的回应性和创新性不足。[50] 民间规范显然是经验性的，普通法学者甚至用经验命题(experiential propositions)即描述社会次级群体中所遵循的日常行为模式的命题来指称习惯(usage)：与法律规范倾向于描述人们应当怎样做不同，习惯本身只是描述人们实际怎么做。

这一规定就是通过地方立法来设定禁毒的社会治理目标，并引导民间规范配合完成这一目标。属于法律规范系统的地方立法在事实上最容易与民间规范发生关联，但二者同时也因此是最容易对立的。[64]最为典型的自发秩序就是通过民间规范形成的秩序，某一社会群体基于共同经验即习俗形成的拓展秩序，是理性建构难以企及的。[22]谢晖：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三十九)：民间规范的法学视野与民间调解的自治性，《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24页。

[43]法的继受或移植一般发生在中央立法领域，对于中国这样面临法制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尤其如此。与民间规范的守成相反，地方立法特别强调创新。

【摘要】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扩容的背景下，应充分关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问题。[59]新制度经济学者进一步通过制度演化博弈分析指出，习俗是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一种演化稳定性，一种博弈均衡。

这一知识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流派：一是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比较者从等同走到不等同，又从不等同回到等同，使一个消失于另一个之中，事实上就是两者的否定的统一。